本文乃承續上文──海洛英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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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擊吸毒者
在1930年至1950年期間，對於毒販犯罪刑罰可以說是維持極強的打壓期。犯罪者有毒癮的，很多時候是只因為他們身上藏有小量海洛英毒品，便被拘捕、入獄，卻沒有得到協助戒毒及輔導重建新生。當時的普遍觀念是認為吸毒者本質上是危險的，對社會構成風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隨著很多鴉片館關閉，中國居民被驅逐出境，毒品吸食方式亦從吸食鴉片轉為注射海洛英或嗎啡。當時的打擊毒品，同時也在打擊華人，對執政者來說是一石二鳥，對華人來說是雙重打壓。吸毒者有華人，但並非所有華人都是吸毒者。在排華法期間，華人只有忍氣吞聲，不能回國，因為走了不能回來。身在異鄉為異客，忍氣吞聲有誰憐！
對付毒品必要嚴厲
1948年，政府National Film Board製作了一套名為〈Drug Addict毒癮〉的濫用藥物紀錄片，作為警察及衛生專業人員的教育工具。這部電影描述毒品是由外國不同族裔的其他人帶到加拿大，並且強化了吸毒者犯罪行為，大多數販運者是白人，執法只針對低級交易者。另外還有一部名為〈背上的猴子〉（Monkey on the Back 1956，Youtube可看），核心焦點是針對吸毒者，認為唯一合適措施就是執法。換言之，這個時候的社會，對於毒品觀念仍然是要壓制、阻止、打擊，並未有治療、康復、教育的觀念。不過，當時海洛英在加拿大是可以透過醫生處方合法地獲得的，並不常見。
刑事之外新出路
在一面倒的氣氛下，對於毒品問題的看法開始出現新轉機。1955年，一位BC省議員Earnest Winch提出毒品使用監管應該是以「公共衛生」角度去處理，可以說是首位公開提出近十年流行的「減少傷害」（Harm Reduction）倡導者，認為應該透過合法的醫療機構去為吸毒者進行醫療，以減少他對毒品的依賴，使其可以維持正常生活、工作、家庭等等。他更指出當時過於偏重刑事拘捕入獄，但毒品使用者大多數是貧窮的工人階層，他們更加難以跳出毒圈；而富人可以透過購買其他毒品來維持他們的正常生活。所以這個毒品法例過於嚴苛是帶有階級性的歧視。（Susan Boyd）
在此時期（1952年），也有另一位Dr Lawrence Ranta醫生，在溫哥華發表一份報告，表示吸食毒品成癮是一個健康課題，而不是一個刑事司法的課題。他提議政府應該設立由政府全力資助的毒品治療計劃，包括麻醉科診所，以及可以派發合法的海洛英給上癮人士。最後在1959年，溫哥華成立第一間美沙酮中心，提供12天的治療計劃。雖然省政府及市政府在這方面作出破天方的嘗試，但在聯邦層面，毒品仍然被視為司法刑事課題，仍然是要嚴厲處理。（Susan Boyd）
鐘擺的方向
加拿大的毒品政策，由加拿大立國（1867年）初期的沒有管制，民間自由使用，到建設跨國鐵路引入大量華工，也引入鴉片。加上種族主義，有色人種被歧視，引發到1907年的反亞裔暴動，導致聯邦政府介入，啟動了毒品管制措施，由1908年開始的鴉片法，越來越增加管制範圍及懲罰水平，務求以嚴刑峻法去對付毒品問題。四十多年後，出現了另類呼聲，提議處理毒品問題由司法刑事方向，轉為健康治療為本，「減少傷害」導向。究竟這個嶄新的聲音有何回響呢？處理毒品的價值觀念如何下去呢？因篇幅關係，下回繼續。
撰文：社會心，秋霖（溫哥華資深戒毒社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