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加拿大毒品政策的前世今生（四）-海洛英（1））討論到加拿大社會早期以基督新教精神為主的西方文化作基礎，加上「白人至上」對有色人種帶有歧視的種族觀念，導致1907年反亞裔大暴動為高峰點，結果由時任聯邦勞工部長MacKenzie King作出調查及報告，促成加拿大的鴉片法（Opium Act 1908）設立，採取刑事政策對抗以海洛英為首的硬性毒品。今期討論對毒品政策的演變過程，如何由鐘擺的一邊走向另一邊！
立法管制企圖禁止
隨著1907年的反亞裔暴亂發生之後，看到鴉片的普遍性及對社會帶來的負面影響，Opium Act 1908鴉片法迅速得國會通過，將進口、製造、擁有或出售鴉片定為犯罪行為，但當時並沒有規定入獄。由於法例造成了更多的鴉片黑市場，當時執法官員認為阻止黑市的唯一方法就是監禁罪犯。因此在1911年通過了鴉片毒品法（Opium and Drug Act 1911），對犯毒者嚴厲處罰，以及擴大違禁藥物，包括嗎啡和可卡因，大麻亦在1923年被納入。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1914-1918），所有省份都頒佈禁令，觸犯鴉片毒品法刑罰可判處七年監禁，到1922年，刑罰更包括鞭打以及驅逐出境，企圖以嚴刑阻止吸食毒品。很明顯這時期對毒品的政策方向是：禁止，禁止，禁止。
華人，鴉片，混為一談
值得注意的是，這時期毒販被捕及定罪的竟然有四分之三是華人，主要原因是部分華人已有吸食鴉片的習慣，很多單身男士更是工餘社交生活的一部分，情況相似於第一民族圍圈吸食大麻般平常。而鴉片是容易上癮卻不容易戒除，若然沒有適當的藥物及社工輔導，要自行脫除毒癮是非常困難的。此外，當時社會也相信，禁毒法對白人沒有影響，因為這只會適用於亞裔人。要刻意打擊拘捕吸鴉片的華人並不困難，他們聚居華埠一帶，膚色外貌易認，很容易人贓並獲！故此，華人很易被描繪為道友、罪犯、健康差、低下層、貧窮、不進取…等負面形象。加上1923年實施的「排華法」，更是金牌御旨，把華人定為非我（白人）族類。當時華人所面對的難處，今天的我們並不容易完全理解！當年在逆境下仍然努力以赴，為社會國家積極參與的華人先賢，更值得我們敬佩。
毒品邪惡敗壞觀
這時期對於吸食鴉片及麻醉品的觀念是非常負面的。其中一個主要人物，是一位當時的法官Emily Murphy，她寫了一系列的文章，後來結集成書，名「黑蠟燭」（The Black Candle）1922年出版。她將毒品濫用形容為文明社會中破壞穩定的腐敗力量，並將其與種族化掛鈎，視為對白人國家的威脅。她甚至描述女性犯毒者的性道德行為（濫交、娼妓、性開放），都是源於鴉片。白人女性若與吸食鴉片的非白人一起（暗喻華人），最終會導致白人基督教國家的垮台，是一種隱藏的威脅！她的地位與言論在當時發揮了一定的影響力，亦導致後來禁止大麻使用。Emily本身也是女權運動倡導者，極為推崇優生學，對種族高低有很強看法，白人優越（White Supremacy）主義極濃。
醜化華人
1930年代的加拿大社會，吸食鴉片者與華人社群幾乎是同義詞，這是一種侮辱。將少數人口的華人普遍視為吸食鴉片的道友，是充滿排斥性及歧視性。這時候已經實施了排華法，大麻也被列入違禁藥物清單，禁酒令已經實行，整個社會對毒品可以說是一面倒的全面禁止。這反映出當時社會文化的主流意識，既有濃厚的種族主義，對毒品使用者採取嚴厲打壓，並將華裔不合理地連繫上吸毒者。進而在法律層面以及國家政策層面皆採取排斥及懲罰措施。在1961年的麻醉藥品管制法（Narcotic Control Act），更將販毒罪名最低刑期定為14年，而非之前的最高刑期，可以說是對毒品問題嚴禁措施的一個新高峰。
【註：由於篇幅有限，本文下期再續】
撰文：社會心，秋霖（溫哥華資深戒毒社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