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紀末以來，歐美基督新教開展全球性的宣教運動，因此十九世紀被歷史學家稱為「宣教的大世紀」。在這福音傳播的熱潮中，馬禮遜（Robert Morrison，1782-1834）受英國倫敦會差派，於1807年到清朝的廣州宣教。馬禮遜是歐美新教來華的第一位宣教士，由此開始了基督教入華的第四次歷程。1807年之後的一百年裡，中國歷經中外戰爭、農村起義與民族危機，在這樣的苦難環境下，藉著西方宣教士與中國基督徒持續不斷的撒種與耕耘，中國教會在1920-1930年代發展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中國自立教會開始興起，登上歷史舞台，並在傳福音、建立教會、建造教會，以及神學教育上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歷史學家裴士丹（Daniel H. Bays, 1942-2019）這樣理解中國自立教會的興起：第一，中國本土宗派的形成，較典型的中國本土宗派有，北京的魏保羅（1876-1919）及子魏以撒（1900-1980s）所建立的真耶穌教會；福建倪柝聲（1903-1972）所創建的聚會處；山東敬奠瀛（1890-1957）建立的耶穌家庭，以及從美北長老會山東區會分離出來，在山東各地廣泛建立的靈恩會。第二，中國本土傳道人的興起，他們開始獨立承擔奮興佈道的工作。如餘慈度（1873-1933）、王明道（1900-1991）、計志文（1901-1985）、宋尚節（1901-1944）與陳崇桂（1884-1963）等。而中國自立教會的神學與屬靈傳統，沿襲了由歐美宣教士傳播至中國的基要主義神學；為教會界與學術界忽略的是，隨著全球性的五旬節運動傳入中國教會，五旬節的屬靈傳統開始融入自立教會的基要主義神學之中。1920年代的上海大復興、山東大復興，以及計志文、宋尚節帶領的遍及中國的奮興運動，正體現了這種基要主義與五旬節主義的融合。而這一融合型的神學底蘊也深刻影響了1949年之後中國教會的神學基礎。
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國基督教版圖中，除了自立教會，浮現於1910年代的中外新教合作建制（Sino-Foreign Protestant Establishment），對中國教會、機構、差會與宗派繼續有十分明顯的影響。中外新教合作建制下的中國教會，其神學與屬靈傳統是多元的，涵蓋了基要主義，傾向於公共參與的基要主義，以及自由主義等不同的神學背景，這種光譜較為寬廣的不同神學之所以聚合在一起，中國面對的民族危機及其覺醒的民族主義扮演了粘合性的作用。而這種多元的神學背景，淋漓盡致體現在1922年創建的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以及1927年成立的中華基督教會之中。
「中國自立教會」與「中外新教合作建制」這一組概念並不能充分描述中國基督教的神學取向及其信仰實踐。與強調個人重生經驗、關注個人得救的基要主義、五旬節主義相對立的是，側重社會福音的自由主義神學在中國民眾尤其是知識分子階層獲得廣泛的認同與追求。注重社會改良的基督教青年會是自由主義神學在中國的典型代表，他們試圖在民族主義浪潮及危機重重的中國進行社會改革，以建立人間的天國。而基督教青年會為代表的自由主義神學，與試圖以革命救中國的共產主義存在諸多的相似與相通之處，這也是1949年之後在共產黨的支持下，青年會諸多成員參與及領導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的意識形態基礎。
儘管進入1930年代後期直至1940年代，連綿不斷的戰爭（中日戰爭、太平洋戰爭以及國共內戰）給中國教會帶來極大的挑戰，中國教會亦因環境變化出現諸多變遷；然而，無論是從教會組織還是從神學及屬靈傳統的角度來看，中國教會格局在1920-1930年代已經基本成型，而且這一格局延續並進而影響1949年共產主義中國建立之後的中國教會。
撰文：袁浩博士
袁浩：香港中文大學哲學博士（2014），目前擔任溫哥華浸信會福音堂傳道，西三一大學ACTS神學院中文神學部的客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