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之前，加拿大人對罌粟、鴉片，甚至是海洛英，都是可以自由使用，沒有法例管制。
1908年，聯邦政府設立〈鴉片法〉（opium Act of 1908），從此加拿大開始對使用鴉片、海洛英，甚至大麻，逐漸納入管制，而刑罰亦漸變嚴厲。這法例是加拿大毒品政策的里程碑。
是什麼原因導致1908年的重大政策方向呢？這樣便要看當年之前的歷史前因，也就是海洛英前世今生的關係。
所有社會政策的出現，都是跟那個年代社會各種勢力之間的張力、主要價值觀念對壘、政府與民間族群之間角力下的結果。具體來說，1908年的〈鴉片法例〉之所以出現，主要原因可以概括分為四大遠近因素：
第一個遠因，〈以新教為主的西方文化〉可以追溯於十七，八世紀早期，從歐洲來到北美的白人，大多是基督教新教徒，觀念上視酒精飲品、鴉片、可卡因等物質為不道德及對社會有危害。
然而，在民間人們早已有吸食鴉片來緩解疼痛，歐洲人也是如此。鴉片由歐洲移民帶到北美，作為合法的藥物出售。此時已看到支持與反對鴉片對立觀念的出現。
那時候，按Susan Boyd教授所述：
「1800年代和1900年代初期，受新教影響，社會觀念發生轉變，強調道德純潔和節制；對於醫學界不受監管的藥物越來越不安；殖民論述認為，某些吸毒行為是由外來異族者帶到西方的傳染病，是對白人中產階級道德的威脅。」這是早期潛藏的反酒反毒觀念的起源。
無形中，以基督教信仰作基礎的西方文化，向外來的非白人，即當時的華、日、印第安人作文化教導，並漸漸演化為白人自我中心（White Supremacy）的思想。
第二個遠因，〈白人至上觀念〉（white supremacy）。當時白人社會普遍自視為高人一等的民族，對非白人普遍有一個排外的、歧視性的、種族主義的眼光。他們在十五世紀來到北美數百年，便以主人身份自居，對於其他外來的非白人，有可利用價值者留，沒有價值者便設法令其離去。充滿工具性，用完即棄。
具體例子在1885年，加拿大太平洋鐵路貫通後，便對華人設立人頭稅，當時是每人50元，1903年加至500元（相等於2年工資），企圖令華人離開加國。政府更設立很多關卡，企圖阻止華人進入加國，最高峰是1923年設立〈排華法〉，使當時正在回中國探親或娶妻的，不准進入加國，變成中加親人永遠相隔，非常絕情。
早在加拿大立國1867年初期，便對第一民族有計劃改造，到1883年設立〈寄宿學校〉政策，它是以「教育改造同化」為名，變相是「種族滅絕」的措施。顯示出當時加拿大白人政府對有色人種的排斥程度是非常嚴重。
第三近因，〈1907反亞裔大暴動〉。1907年7月9日在溫哥華發生一連三日的反亞裔大暴動，是針對華人及日本人。造成這次的暴動表面原因是「華白少溝通，華人搶飯碗」。
扼要而言，由於華人內聚，與白人隔膜。這是積聚數十年民族之間不多交流的升級反應。由於華人人口漸多，已經形成一股勢力，威脅白人工作機會。加上華人與白人並不多互動溝通，彼此並不太了解對方想法和做事作風。華人也普遍不熟悉英語，加上民族自卑感，使華人之間更加內聚，難以融入主流社會。
另外，「華人搶飯碗」。他們為求找到工作，甘願接受白人僱主低廉工資，有些甚至比白人少一半。再加上如有工作機會便先推介給自己朋友，都是埋下白人對華人不滿的伏線。
第四，當時華人吸食鴉片成為社交及個人嗜好，在白人眼中，是一個負面形象。當時聯邦政府派來的調查專員，也是勞工部副部長MacKenzie King，在1907年調查「大暴動事件」後，看到華人受到海洛英上癮的影響，不欲見到白人也受此影響，要阻止鴉片等毒品流入，便於1908年在國會通過〈鴉片法〉，成為加拿大首個管制毒品法案。
在這四個大原因匯合下，可以看到當時華人的處境，一方面在「白人至上」社會環境下成為二等人（甚至不是市民），生活上被歧視，沒有政治權，屬於少數民族（visual minority）。加上英文水平低，不善溝通,因而更為內聚。
而「華人搶飯碗」說法，按供求定律而言，是市場價格調整，對白人僱主有利。衹是「白人至上」觀念作祟，把反華反日反土著情緒借勢推高，藉此三日無差別破壞民居商店，造成彼此之間怨憤加深。
當年在鄰邦美國的華盛頓西雅圖都有類似的反華暴亂，互相推動感染，可以說是北美對於華人排擠歧視的高峰點。
因篇幅關係，下期會討論毒品政策怎樣由小部分開始，慢慢擴闊擴大，嚴厲，非常嚴厲，由一個極端走向非刑事化、合法化的另一個極端。
撰文：社會心，秋霖（溫哥華資深戒毒社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