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與「道」
在中國古人的心中，「天」被視為最高的存有（being），即「神、上帝、最高主宰」。原先，中國人早在殷商時代把「天」看為自然界的天（宇宙天），而「帝」（或「上帝」）是有位格的神（人格天），人向「帝」祈禱，祈求福氣。後來到了周朝，人們把「天」人格化，成一超越而有位格的「天」，等同上帝，敬天信仰由是而生。
另一方面，「天」與「道」關係極為密切。簡單而言，「道」是「天」的意志表述，也就是說「道」把比較抽象的義理和道德的「天」，化成具體的人生哲學、道德規範、價值取向，以及善惡標準等等。「道」就是「天道」、「神的道」、「生命之道」；以及按照這道而衍生的「人道」、「君子之道」、「王道」（儒家學說的主張）。例如我們常常說的「安貧樂道」、「大逆不道」、「旁門左道」、「志同道合」、「天下無道、以身殉道」等等，其標準是來自神永恒不變的道，因此，人若不認識神，則無從明白天道，也無法活出合乎天道的生活。換句話說，真正的「人道主義」離不開「天道」的原則和標準，否則，一切只是人自己閉門造車的想法而已。
然而，中國人大多對「天道」的認識只限於皮毛，只有簡單的輪廓，卻不認識其真貌。就連聖人孔子及其門生也一樣，對「天道」的認識只限於「是一種道德律，一種由美善的天而衍生的宇宙規律，即順著這天道而產生的人生哲學」，這就是儒家學說提倡的聖人之道了。
孔子
孔子非常重視「道」，他說：「朝聞道，夕死可矣」《論語‧里仁》；「志於道，立於德」《論語‧述而》；「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論語‧里仁》；「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論語‧衛靈公》；「道不同，不相為謀」《論語‧衛靈公》。可惜，孔子對「天」及「天道」認知有限，「天」只被局限理解為「仁義之天」；而孔子對「天道」或「道」所知其實也極其有限。因此，儒家講得最多的不是「天道」，而是「人道」，是人際關係中的仁愛和禮節，藉此規範人倫關係，達致和諧大同社會。對中國的萬世師表而言，他雖曾說：「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禮記‧中庸》，意思是行道之人要在人中間實踐此道，不能離群獨處，但孔子對這「（天）道」卻沒有詳細解釋，只能籠統的說是一可意會，不可言傳，難以體會的實體──實際上只能給予人們一個模糊的概念而已。
這種對「道」的含糊認知源於孔子對「天」，即「神、上帝」的有限認知，使得他不得不把注意力集中在現實的世界裏，試圖反其道而行，從現世的道德實踐中進而摸索「道」的真實性，這就是儒家的「格物」（「八條目」第一條）之主張──從窮究物理認識宇宙之道，類似現代所講的「歸納法」。因此，「道」只在孔子的想象中，他憑著自己的有限認知，提出「道」的實行（其果子）與以下的大同社會相去不遠：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禮記‧禮運》
我們不難發現，孔子避開了關鍵問題：「道是什麼？」他只用他自己的想象力描繪了一幅「道行在人間」的圖畫，但對於主體「道」（以及「天」）卻沒有詳細的描述。原因恐怕只有一個：孔子並不深入認識這「天」與「道」，故所言不多。
更甚者，由於儒家對「天」與「天道」的模糊認知，使得一般中國人（包括平民百姓以至學者）對天道均缺乏深入的認識，容易把「天道」世俗化，淪為「天命」，或忽視天道，轉而高舉人的良心。換句話說，「道」或被人自己的良心取代，或被錯誤理解作「人不能逆轉的命運」，是十分玄妙且若即若離的，是人費盡心思難以捉摸的東西。因此，中國人想盡辦法如占卜問卦、風水玄學等，企圖透視天命內容，好趨吉避兇，目的是為自己鋪陳一條順意的人生道路，而不是因著認識「天」，並遵「天道」生活，而使人生得到真正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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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鄧啟耀牧師博士，美國福樂神學院教牧學博士畢業（2009）。感謝神的栽培和裝備，鄧牧師奉差遣向同胞傳福音，多年來參與教會牧養、宣教事工、神學教育、中國事工等，並潛心研究中國文化與基督信仰的關係，希望一盡綿力，傳揚基督福音，帶領更多中華兒女歸向基督。此專欄《一脈相承》主要是發表鄧牧師多年對中國文化與基督信仰的研究心得，盼望與主內牧長和弟兄姊妹携手同心，一起承擔福音使命。